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丝路、游牧民与唐帝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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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
从中央欧亚的草原出发,

克服大中华主义与欧洲中心史观,而看到的唐朝是……

安史之乱其实不「乱」,它是「登场过早的征服王朝」,

是走在时代尖端的现象,是历史的必然。

彻底颠覆课本中的唐朝印象,也彻底颠覆想像中的丝路观念!

──前近代的「丝路」,不单只是「充满浪漫的东西贸易线」,而更是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文化交流以及战争的现场,亦即动盪的世界史的舞台。

──不知道「丝路地带=中央欧亚」的历史,就无法理解世界史巨大的潮流。

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站在「中央欧亚」(Central Eurasia)的观点,以浅显易懂,且异于西欧中心史观或中华主义思想的方式来加以记述。换言之,以游牧骑马民族集团与丝路这两大主轴为主,重新检讨欧亚世界史,意即前近代的世界史。

西元前一千年初,在中央欧亚的乾燥大草原地带上,擅长骑马的游牧民集团登场,成为拥有地表最强的骑马军团。与生产力、购买力并列,牵动历史走向的一大契机是军事力,他们的动向自然就成了牵动世界的原动力。本书透过骑马游牧民族与唐王朝的兴亡,彻底转换「观看世界的方式」,重新论述何谓「民族」?何谓「国家」?

唐朝的本质再发现!

——唐朝绝不是狭义的汉族国家,其本质是拓跋国家。

担负起世界帝国──「唐」的建国的,实际上究竟是那些人群?是「汉民族」吗?如果是,汉民族的实体又是什麽?

本书作者指出,一般的中华主义史观,把唐朝看作是中国史的黄金时代,也是汉族的黄金时代,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思想,不过是以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主义的虚构而已。实际上,「汉文化」与「唐文化」是不同的,所以唐代的汉族应该称为「唐族」才正确,不只如此,唐代的汉族、汉文化到了辽金朝的时代再度改变,之后到了加入蒙古族与色目人的元朝,更是变化甚钜,最后则是由满洲人统治的清朝登场。

唐朝是以异民族为中心,吸收了以汉语为首的中国文化而建立起来的国家,或者至少应该说,是拥有异民族血统的新汉族所形成的「唐族」国家。这是唐朝的本质。而唐朝的世界主义、国际性、开放性,正因为它是由汉族与异民族的血统及文化在混合后产生出的能量。这与后来的蒙古帝国或现代美国的强盛是相通的。

本书透过各种古代土耳其语史料,显示中央欧亚东部的土耳其系的各民族称呼唐朝或唐帝国为「拓跋」(Tabγač)。故此,从中央欧亚史的观点来看,唐朝不是汉人王朝而是拓跋王朝。

安史之乱的「乱」是汉人视角

──从中央欧亚视角出发,安史之乱是大历史的先声!首次给予安史之乱正面评价。

八世纪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在中国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,以安史之乱为分界,之后的唐帝国不仅失去了西域,甚至是容忍中国本土内部的藩镇(节度使、观察使等)的跋扈,实质支配的领土大幅缩减,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已经从自己能够调派军事力的武力国家,变身为用钱买和平的财政国家。作者认为,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不应该使用「大唐帝国」的称呼。

安史之乱不单单是唐代史的分水岭,也是中国史整体,甚至可视为欧亚大陆史的分水岭。意味著从南北朝时代就已经登场的游牧骑马民族,到了十世纪,已经演化出「中央欧亚型国家」支配「南方」都市或农耕地带的优势时代。到了十世纪前后,欧亚大陆从东向西,依序有辽(契丹)国、沙陀系王朝(五代裡面的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的四个王朝)、西夏王国、甘州回鹘汗国、西回鹘汗国(又称高昌回鹘)、喀喇汗国、伽色尼王朝、塞尔柱王朝、可萨汗国等,一字排开都是同样类型的中央欧亚型国家。他们终于建构出一套关于组织的关键知识,以少数人口稳定统治拥有庞大人口的农耕民、都市民的地区。而支撑这些的,是游牧民集团的军事力以及透过丝路贸易累积的财富。

安史之乱的「乱」,这个标籤所象徵的仅仅是中国史方面的负面评价,从欧亚大陆史方面来看,应该给予积极的正面评价。这是因为,安史之乱连带影响了在十世纪前后发生、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,可以看出历史的必然性。更正确地说应该是走在时代尖端的现象。如果安史之乱成功的话,那就是成为安史王朝吧,但是很遗憾地在八世纪足以实现统治大梦的基盘尚未充分整备。所以,或许可以说安史之乱是「登场时机过早的征服王朝」。

活跃于丝路上的主角,粟特人的真相?

——既是国际贸易的中介商,也是参与唐朝政治的武人

在丝绸之路上忙碌而活跃的主角,实际上是粟特人。在前近代欧亚大陆的商业交易中,粟特人几乎和丝路等同。本书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,以「粟特=交通网路」的架构来剖析他们的活动。

丝路一词,常常让人会误以为丝绸的长程贸易,而实际上是由丝绸、马匹、奴隶、宝石等高价商品之间的各种短程和长程交易所构成。本书第五章,作者专门解读粟特文字的女婢买卖契约文书。指出,「奴隶」是高价商品。「即使是到了近代,一直到电脑发达为止,奴隶是世界上最棒的精密机械,与作为前近代军事力根基的马(有些地区是骆驼)并列,堪称是最具有价值的高额商品双璧。」作者认为,包含贵族、高级官僚、富豪的私人宅邸,在民间表演胡旋舞、胡腾舞等的胡姬或胡儿们,几乎都是从远方千里迢迢运来的私人奴隶。

过去一般认为粟特人主要是在商业活动上相当活跃,可是本书聚焦在作为武官,协助唐朝建国并发展的粟特人,以及支撑他们的武人集团。从安兴贵的儿子安元寿的墓志可知,他在十六岁进入李世民的秦王府,不论是「玄武门之变」或在突厥颉利可汗来袭之际,都随伺在李世民身旁,相当活跃。而安兴贵、安修仁兄弟更是率领以粟特人为首的胡人集团发动叛变,将河西走廊献给唐朝,为唐的建国立下大功。

粟特人后裔又是如何呢?他们并没有灭绝,而是溶解在西回鹘王国或是甘州回鹘王国,甚至是在五代沙陀系王朝的族群裡,作为支撑商业经济的人,或者是作为武人而活下来。柏孜克里克第二十窟内的誓愿图,无疑就是流传到现代的最后的粟特人之姿。而粟特人带来的文字,几乎是直接成为回鹘文字,在十三世纪又演变成蒙古文字,甚至在十六世纪末又成为满洲文字。因此,我们甚至可说,身为中央欧亚型国家的清朝也继承了粟特文化,这都是流传至今的粟特文化遗产。

用非汉文史料,敲响民族主义历史捏造的警钟。

——本书充满各种跳出中华思维看问题而得出的新鲜结论!

本书最为独特的是,作者充分採纳了各种非汉籍文献,包括藏语文书、回鹘文书、突厥语的各种碑铭(暾欲谷碑铭、毗伽可汗碑以及阙特勤碑)等游牧民「历史史料」,进行扎实的考据,辅助合乎逻辑的推测,重建历史,得出和汉籍不一样的记载和答案。作者认为:唐朝与突厥、回鹘、吐蕃始终是「敌国」关係,它们是足以和唐朝匹敌的对等国家,跟汉文典籍裡强调的中华主义形式的「册封」相差甚远。然而,到了发生安史之乱的中唐,唐朝迅速转为封闭,思考上陷入中华主义的框架。

总之,作者森安氏要「敲响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历史『捏造』的警钟」。无论是西洋中心史观还是大中华主义,都是广义的「民族主义」。就这一目的而言,本书已经改变了传统上对于「中国」、「民族」以及「国家」的看法。而这样的历史叙述的视角,只有日本的历史学者才有可能建立。

长城不是边境而是中心

「长城地带」,从汉人的角度看是边境,但从中央欧亚的角度看,不只不是边境,反而是混合著游牧民与农耕民的「接触点」,也是诞生出中国史上充满活力的中心部。

唐代是非常国际化(胡化)的时代

作者以唐诗(李白《少年行》:五陵年少金市东,银鞍白马度春风。落花踏尽游何处,笑入胡姬酒肆中)解读当时的流行文化——胡服、胡乐、胡姬、胡旋舞和胡食。「身穿流行胡服的年轻人骑马疾驰而过。胡服是筒袖上衣和裤子的组合,当然需要皮带和靴子,有时候甚至会搭配帽子。另一方面,佩挂华丽马具装饰的马匹,若是以现代而言就是高级跑车。新式的胡服配上高级跑车,再加上被称为胡姬的高级俱乐部外国女侍或是舞者,没有比这样的组合更加引人注目的了。」而唐朝之所以国际化,原因正是异族统治而非汉族统治。

地表上最强的军事集团

以往的世界史是农业中心、农耕都市文明中心史观。然而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前的两到三千年间,最强的军事力和最快的情报传达手段是什麽呢?答案是马。就像作为机械化文明根基的动力,其表示单位至今仍留存著「马力」(horsepower)一词,即可看出。本书把焦点著重在军事力、经济力(粮食生产力、工商业和能源),以及背后的情报蒐集传达能力而得出结论:骑马游牧民在工业革命以前堪称地表上最强的军事集团。而马的军事力、情报传达能力与丝路商业带来的经济力,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评价,只有这样,才能够真正理解前近代的欧亚世界史。

汉文化讲究坐北朝南,但唐太宗陵墓却坐南朝北

六四九年太宗驾崩后,继位的高宗立刻将太宗时代归顺唐朝的十四位蕃君长的石刻,东西两侧各半并列设置,採用太宗坐南朝北、接受十四名蕃君长谒见的形式。这从中华的立场来看是非比寻常的,但是若关注到唐朝的本质是拓跋国家,就知道这绝不是异常的安排。

被和亲的武则天家族青年的突厥化

默啜可汗和武则天的对立时期,唐朝被迫採取和亲之策(汉籍裡的记载是突厥先提出和亲,然而突厥碑文的记载则反之)。武则天派出武氏一族的武延秀前去突厥,迎娶默啜可汗的女儿。然而突厥宫廷认为,前来迎娶的应该是李氏家族,故武延秀被扣留住,在那裡不只学会了突厥语、突厥舞,甚至是学会了胡旋舞。因此,回国后他受到在宫廷沙龙当红的安乐公主的宠幸,最后还成为夫婿。这个故事意味著在突厥已经有教授粟特胡旋舞的文化基底。即使以唐朝宫廷来看,突厥宫廷也丝毫不逊色。

《丝路、游牧民与唐帝国》能够带给台湾读者什麽启示?

台湾的历史教育一向视唐朝为中国史上最强大的汉族王朝──这是唐帝国的本质吗?唐朝的国际化、开放性,是汉文化的包容,还是异民族的输入和回应?而当下中国力图复兴的中华文明,可以上溯到盛唐这个指标吗?

这些问题,都可以在本书中寻找到不一样的解答。作者意图用这本书来「敲响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历史『捏造』的警钟」,改变传统上对于「中国」、「汉族」的看法。

作者简介

森安孝夫

日本历史学者,大坂大学名誉教授、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。财团法人东洋文库兼任研究员。以敦煌・吐鲁藩出土文书、蒙古高原碑文、及汉籍史料为中心,研究伊斯兰化以前的中央欧亚史。著有《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》(名古屋大学出版会,2015);编著有《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》(大坂大学出版会,1994)、《中亚出土文物论丛》(朋友书店,2004)、《从粟特到回鹘──丝路东部民族与文化的交流》(汲古书院,2011)等书。为日本东方学会学术委员、内陆亚洲史学会常任理事,并曾长期担任日本蒙古学会理事(1987-2012)。

审订者简介

林圣智

中研院史语所副研究员兼图书馆主任,日本京都大学博士。研究专长为中国中古美术与考古、墓葬图像史。

导读者简介

朱振宏

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。专长中国中古史(魏晋─隋唐)、北亚草原民族历史与文化、中国史学史。

译者简介

张雅婷

一九八○年出生,台中人。毕业于名古屋大学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,喜爱阅读及翻译。翻译的著作有《从海洋看历史》、《我的台南》、《银幕上的新台湾》、《一个人开书店》、《温暖的记忆,从这裡出发:一青妙的台湾东海岸》。内容力有限公司特约译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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